映象新闻

于是乎对于犯罪风险的沟通在绝大时间内就成为了公众之间或者公众与传媒之间的互动。

第三个问题，《皋陶谟》所阐发的思想立场和政治理想的纲领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看《皋陶谟》的作品，它记录的是《皋陶谟》与舜、禹讨论治理之道，典、谟在整个儒家学里面的观念是学生经典中的经典，谋记录政论，具有很强的谋略色彩，大致是一个地方的治国之道，《皋陶谟》非常宏观，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理想的社会如何构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达见。不过，100年之后，被征服的局面在慢慢地改变。

文章我就不做详细报告了。不是讲知识分子，而是普通民众。陈煜老师，也是我读博期间的同学，目前在中国政法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是我们同龄人当中才思敏捷，法理功底扎实的老师。而这个新法理学起步的前提是研究者的文明自觉。这篇文章还讨论了规则之治问题，而这一点，也是与天道法律观密切相关的。

由此，法律史、法律观念史的研究就具有现实意义。也正是针对这一点，我在写《华夏治理秩序史》时非常重视天道信仰的问题。向被告人发放调查问卷44份，来自广东省某市某看守所。

王有龙系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助理。调查显示，只有31％的律师认为庭审直播录播会在庭审时使自己感到紧张，而69％的律师则认为进行庭审直播录播和平时出庭一样，不会产生心理不适感。对刑事庭审直播录播持质疑态度者认为，直播录播会让社会难以接纳服刑完毕后重新回归社会的被告人，使其难以正常在社会上立足、生活。此时，法院必须采取公开公正透明的程序，严格按照程序进行。

她认为庭审开始时感到有一些紧张，随着庭审的逐步进行，自己的注意力逐渐转移，紧张情绪消失了。3.庭审直播录播下的证人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是很低的。

庭审直播录播可能会干扰庭审，影响司法公正。2007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第23条规定：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进行直播、转播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进行。可见，在美国，只有明显存在上述情况，法官才不进行录播。2009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明确因审判场所等客观原因所限，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放旁听证或者通过庭审视频、直播录播等方式满足公众和媒体了解庭审实况的需要。

而在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上述参与者的经历和文化程度都是可以考虑的因素，如在农村，参与者是农民，对媒体有较强的神秘感，容易造成情绪紧张，就可以考虑不进行直播。为此，201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第一次专门对庭审直播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范。45％的法官认为直播现场的摄影器材的运作会使其在庭审时无法集中精神。从实践情况来看，1999年3月26日中央电视台直播了重庆市綦江县虹桥垮塌事故所涉及的两起刑事案件庭审，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刑事案件庭审进行电视直播。

为此，我们以广东、四川、重庆、北京、青海等省市为主要调查点，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对庭审直播对审判程序和诉讼参与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调查。反观结论，有85％的法官担心案件经过直播录播以及媒体报道后，引起党政部门的关注，从而对案件审判造成影响，因此，深层次考究质疑者担心庭审直播录播会影响司法独立的本质原因是，我国司法体制本身缺乏独立性、司法公信力不高。

2.庭审直播录播下的被告 被告与案件的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庭审直播录播对其有何影响呢？庭审直播录播是促进审判公开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直播录播的特性，被告被置于大众舆论或者新闻媒体面前时，其作为个体相对于整个社会群体处在弱势地位，若制度设置不合理则很可能侵犯被告人权利。2011年7月，本课题组成员以刑事案件为样本，就庭审直播录播是否会给被告人带来心理压力和不适应的感觉以及性别差异对其影响的问题，对分别来自广东省某市三个看守所的44名被告人进行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见图3）。

根据数据分析，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女性被告人选择会产生影响的比例仍然比男性被告人高，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被告人的犯罪类型。86％的受访律师认为，鉴于直播录播，庭审时法官对待律师的态度更为和善，并且更加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利，辩护律师能够进行更加有效的辩护。法官是职业化并且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群体，一个合格、称职的具有理性的法官，面对媒体报道和舆论时应当做出理性的判断，如果法官自身不具备一定的素质，一见到聚光灯就手足无措，裁判失准，而将这一切责任都归于庭审直播录播，这显然是一个荒谬的结论。因此，庭审直播录播对诉讼两造的权利平衡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并通过这种平衡大大促进了司法公正。因为如果进行庭审直播录播，观看电视和网络直播的观众数量大大超过了法院旁听的人数，刑事被告人庭审时会产生一定的紧张感和不适应感，而直播录播可能加剧这种紧张感。在法官认为庭审直播不会对这些人造成较大影响的情况下，可以决定庭审直播。

可见，认为庭审直播录播会给法官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一点并不可靠。直播录播是将庭审时的客观情况展现出来，与传统的媒体报道需要形成区分，媒体的报道可能出现非理性的、偏激的判断和言辞，而庭审直播录播却具有相当的客观性。

四、小结综上所述，庭审直播录播是具有可行性的，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作用也是利大于弊的，对待庭审直播录播的态度应当尽快改变，消减其产生的负面作用，最大限度地体现庭审直播录播的优势。但是，当预设前提即在刑事庭审直播录播时采取技术手段遮掩被告人相貌及改变其声音，再进行新一轮调查时，有71％的被告人认为这种手段有效消除了自己的心理压力，并且同意进行直播录播。

因此，当公众对审判的结果有情感上的联系时，庭审直播录播提供了集体宣泄情感的机会，具有某种减轻负担或情感洗涤的作用，民意有效表达并释放，不仅有利于社会安定，减少个案演变成为公共事件、司法独立受到影响的情况，也强化了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感，引导公众理性舆论的形成。我国不是陪审制国家，不存在极易受到舆论影响的陪审团，我国的庭审方式也决定了法官在判决前有机会完整地阅读案卷，了解案件的事实与证据，这些因素决定了庭审直播录播对法官带来的心理波动并非媒体审判的本质性原因。

恰恰相反，他完全可以在表面上做到无可挑剔——摄像机能够直播的毕竟只是表面现象。再者，我国对于庭审直播录播已经有了基础性的规定，在此基础规定上进行试点和经验的积累，对庭审直播录播的规则进行细化，完全可以避免庭审直播录播对法庭秩序的影响。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是被告人处在一种矛盾的选择境地，既想得到更加公正的审判，又难以忍受刑事庭审直播录播带来的羞耻感和心理压力，所以当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一定处理后，被告人更容易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受调查律师普遍认为，庭审直播录播促使审判程序阳光化，更加促进诉讼程序正义，同时也使法官在实体判决上更加谨慎。

由于调查地点广东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量较大，绝大多数法官认为进行刑事庭审直播录播对其形成潜在的压力，要求其对案件进行更细致的准备，加大了法官的工作量。实际上，庭审直播录播有效地扩大了审判公开的范围，其表现形式更加直观、动态并且全面，有效地弥补了文字报道的偏差和不足。

向律师发放调查问卷72份，其中19份来自北京市，25份来自成都市，28份来自东莞市。57％的被告人认为，其并不担心刑事庭审直播录播会对自己服刑完毕后的正常生活产生影响。

也有41％的法官认为庭审直播录播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是由于大众和媒体舆论（见图2）。②但是，实际上庭审直播录播会对审判造成何种影响，实证研究可能更有说服力。

虽然庭审直播录播已经成为一种有法律依据并广泛推广的司法公开制度，但是，各界人士对庭审直播录播的质疑声音从来没有间断。其中向法官发放调查问卷46份，10份来自青海省某市基层人民法院，6份来自重庆市某区基层人民法院，17份来自四川省某县基层人民法院，13份来自广东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知道法庭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刑事庭审直播录播给律师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对出庭辩护律师的辩护技巧、应对各方面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向证人发放调查问卷12份，来自青海省某市基层人民法院。质疑者认为进行庭审录播时，审判人员、诉讼参加人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暴露在摄像机之前时，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到各自职能的发挥，由此影响司法公正。

证人是靠不住的，因为证人也是人，是人总会犯错。1.庭审直播录播不会影响司法独立 质疑者认为庭审直播录播会扩展传媒的非理性言论以及大众的情绪化言论，从而营造出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压力影响司法独立。

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言：制度建构也仿佛积薪，需要累积性的努力。根据前文所述的实证调查结果，这一顾虑并不成立。